

关于知青的杂谈
作者:林林

我们去内蒙兵团已经50多年。50年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都步入老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文化革命正如火如荼,但已显现出许多弊端,那时我们县的市操场有个露天灯光球场,每到夜幕降临,人流涌动,有打篮球的,看球的,整个操场都快挤不动了。比对面鲁迅电影院散场的观众多得多。
记得有一次省女队来绍兴比赛,比赛结束后,当地的篮球爱好者围着女队不让走,非要比赛一场。球场周围嘘声四起。后来领队没辙,只好跟工农兵群众队切磋一下球艺。结果可想而知,人家虽是女队,但人高马大,训练有素。一会儿就把群众队撞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彻底服输。场面虽然有点乱,但自发的秩序还可控,没有酿成大的混乱。
这就是那时的现状,除了有部分学生在闹革命,更多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也许会在无意中寻找发泄的机会。我是1968年进初中念书,比正常入学晚了两年。当时学校召开欢迎大会,新生坐在前面,后面黑压压一大片往届生,三个年级都在一起,还有高中生。他们看上去沉闷不语,无所适从,人生的道路突然走到转折点。革命似乎到头了,何去何从摆在他们面前,热情已经退却,生活开始充满不确定性。没几天,他们都走了,将转换到另一场轰轰烈烈运动中去,攸关自身生存。校园里显得安静许多。
绍兴只是江南的一个小城,但可视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当然有人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问题的结症。
同年秋天,我和邻居的一个青年在桥头闲聊。他长我几岁,成分不大好,大户人家出身,对政治敏感,也不奉旨造反。我问他:离开学校后怎么样?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伴随着铿锵激昂的音乐。他沉默了许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要到农村去了。说完匆匆离开。一别五十多年,至今没碰过面,听人说打那以后就下乡了,由于我们各奔东西,自顾不暇,失去一切联系,不知现在怎么样?
我们住在一条临河小街上,一色的青石板铺路,南北两端各有一座千年古桥,中间一小巷通到后面的104国道。那时候小似懂非懂,说放眼世界那是骗人的鬼话,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片红也未曾见识。但家门口的事还是略有所闻。隔壁樊姓人家小儿子,不知哪年支援青海,落户大西北。听大人们老说那儿怎么苦怎么苦,按我们当时小学生造句就是“无比的苦难“。后来在那儿实在熬不下去,逃回家来,没有户口,居民委员会好歹给他安置了一个环卫站的工作以糊口。因为岁数相差较大,与其没什么交集。
过了几年,动员青年支援新疆建设,我们这条街就我所知去了五位,两男三女,其中一个是我远房表姐,我不知道她们在新疆如何战天斗地,边疆如何处处赛江南,但最后拖儿带女都回来了,而且面临住房、工作,小孩上学等等实际困难,境遇不堪。人若苟且,生存就不是问题。
1968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涉及到每家每户,就没有确切的数据了。记得通往104国道那条小巷子里有户人家姐妹俩,妹妹嫁到山里,姐姐没去新疆,在家绣绣花。人长得文静、漂亮。和我远房表姐是好朋友。大潮涌来,逃无可逃,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下乡到当地农村。下田劳动时,看到蛇虫之类出没,吓得高声尖叫。村里那些无良农民见到她长得好看又胆小,故意拿一些蛇虫逗乐,吓她,把她当作田间取乐的对象。久而久之精神出了问题,农村实在待不下去,就回家养病。后来我在小巷里见过她一次,双眼木讷,碎步走路,见人尽量躲避。内心的恐惧使她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希望他们安好,儿孙绕膝,把苦难和恐惧留在那个年代。
在宏大的背景下,这些人或事不过是一滴水,消失了、干涸了,无足轻重。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边际,甚至被淹没,因为他们仅仅是当年二千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的一个数字。但对于具体家庭和个人来说,那滴水就是他们的江河,他们的海洋。
有人比较温和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任何时候都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伤痛、是一代人的悲剧。我非常认同这观点。作为一个人的履历无可厚非,如果一定要说励志磨砺、激情燃烧,峥嵘岁月等等那就扯远了。
由于各种原因,这类疤痕和伤痛还是浅述辄止,最后用首短诗结尾:
走近大河,生命在这里流过。
艰辛的日子,汇集成魂牵梦萦的归路。
走进大漠,生命在这里炙热凝固。
时代的洪波,留给我们都是沉重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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