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桐城派研究”微信公众号。

桐城派研究

解悖：关于唐宋“文赋互为”与方苞古文“禁赋”问题

王思豪

作者：王思豪，安徽桐城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y

1.本文原发《河南大学学报》，2022.04.

2.本文经作者授权，转引请注明。

引言：由方苞引出的三个“悖论”

翻阅《方苞集》，常见方苞发表古文与赋有别之论。卷六《答申谦居书》云“盖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1]；卷七《赠淳安方文辀序》称“汉之文终武帝之世而衰”，唐、宋之学者“逐于诗赋论策之末”[2]；《集外文补遗》卷二《史记评语》谓《史记》所载赋“甚略”，原因是“恐气体为所滞壅也”[3]；在《删定荀子》中删除“成相篇”“赋篇”全文，被《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批评是“至于成相及赋篇……故其所撰，既变诗体，复异离骚，正可观当时文艺之情状，而苞竟删之，是不特不知学问之大，且不知文学之流变矣”[4]；方苞编《古文约选》重理轻辞，不录汉魏古赋，谓“在昔议论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5]，武宣之世，恰逢辞赋创作隆兴之时，而方氏却将这段时间的文学创作加以否定，所说“繁重滞涩”也是针对汉赋而发；他告诫其弟子沈廷芳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6]，明确指出古文禁汉赋字法[7]。

方苞提倡古文“禁赋”，是因为汉赋“繁重滞涩”“板重字法”，但作为桐城后学的秦瀛在《答陈上舍纯书》中却谓：“望溪方氏后出，精于义法，简严精实，而或者钩棘字句，以僻涩为古。”[8]方东树《书望溪先生集后》亦谓：“树读先生文，叹其说理之精，持论之笃，沈然黯然纸上，如有不可夺之状，而特怪其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既而求之，无玄黄采色，创造奇词奥句，又好承用旧语。”[9]秦瀛、方东树偏又指摘方氏古文“钩棘字句，以僻涩为古”“文重滞不起”。这便形成第一个悖论。

第二个悖论，方苞倡导古文辞禁赋，但自己又创作辞赋，而桐城后学又倡导以赋入文。今所知方苞的辞赋作品有《七夕赋》（20至30岁间作）、《时和年丰庆祝赋》（46岁时作）、《七思》（80岁时作）、《嘉禾赋》、《怅春华》五篇。《时和年丰庆祝赋》是应康熙之命而作，康熙对其评价甚高：“上告诸翰林：‘此赋，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10]《七夕赋》，许结先生评云：“全赋凝骚人悱恻之怀、古诗感荡之意和六朝凄婉之情于一体，在清人同题赋作中，是罕有其匹的。”[11]可见方苞的辞赋创作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方苞编《古文约选》摒弃汉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特入“辞赋”一类，吴闿生对此评曰：“望溪论文禁用汉赋奇丽语，姬传矫之。始以骚赋尽列于文，其识伟矣。”[12]吴德旋肯定方苞其中的“五禁”，但认为“禁赋”需分别对待：“古之文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诗赋虽不可有，但当分别言之，如汉赋字句何尝不可用，惟六朝绮靡乃不可也。”[13]

第三个悖论，古文研究界一般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高步瀛论文章源流谓：“韩退之力求复古，尝运汉赋气体，寓之于文；（如《南海庙神碑》《送窦从事序》等。）而其为赋也，则用其体，不袭其貌，扫去奇字，独恣健笔，遂开宋赋之蹊径。”[14]熊礼汇先生指出：“韩愈学扬雄以赋为文，有全用辞赋形式为文者，如《进学解》《南海神庙碑》《送郑尚书序》《讼风伯》等。有用主客问答形式结构其文者，如《送穷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有取其以铺陈渲染、反复陈说方式言事述怀者，如《送孟东野序》《与李翱书》等。”[15]韩愈“以赋为文”。郭预衡先生也认为“以文为赋，始于唐代，宋人以文为赋，尤为突出，欧、苏所作，最为典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之为文赋，固不待言。苏轼的《黠鼠赋》，亦可为例。……这样的赋体之文，与其他记序杂文无大区别。……宋人以文为赋，亦复以赋为文，有的文章，不名为赋，实亦赋体”，“到了宋代，有些作品，为文为赋，已无区别。或以文为赋，或以赋为文，无所不可”[16]。唐宋古文家在创作实践中“文赋互为”。以“文章在韩、欧之间”[17]为行文祈向的方苞，一般认为是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古文统绪，但方苞却在古文中“禁赋”。

方苞认为古文与辞赋有别，赋乃“异道”，可自己又创作多篇赋作，且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明确要求古文中禁汉赋的“繁重滞涩”“板重字法”，可偏偏自己的古文被指责有“僻涩”“重滞”之弊；明确主张古文“禁赋”，这与自己所继承的唐宋古文家“文赋互为”传统相牴牾扞格，于此，似乎形成三个“悖论”。学界目前较多关注于方苞的经学、古文方面的成就[18]，而对其辞赋创作以及与古文之关系的探讨，往往鲜有提及。马积高先生《赋史》曾专辟一节谈“桐城派作家”的赋，但没有论及方苞,[19]，许结先生《中国辞赋理论通史》指出桐城派“以古文法评赋”[20]，也仅涉及到姚鼐、张裕钊等作家。笔者曾撰文将方苞的赋学思想置于桐城派“文统”建立的统绪中，做过简要论述,[21]这里想继续对这个问题加以详细探讨，期以就正方家。

（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2]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0页。

[3]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59页。

[4]傅璇琮、赵昌平主编，刘石等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儒家类《删定荀子不分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05页。

[5]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4页。

[6]沈廷芳：《书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言，徐斐然《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卷二十三，道光十年（1928）文光堂刻本。

[7]按：潘务正先生取方苞古文七 “不可”、李绂 《古文辞禁八条》之论，提出“古文辞禁”一说，认为这“是在明清辨体思潮的背景中提出的，意在排斥其他文体、语体的干扰，尊崇古文之体。”见《清代“古文辞禁”论》，《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8]秦瀛：《答陈上舍纯书》，《小岘山人文集》卷二，嘉庆五年（1800）世恩堂刻本。

[9]方东树：《考槃集文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97册第323页下—324页上。

[10]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5页。

[11]傅璇琮主编，许结选注：《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 抒情小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社，1999年，第260页。

[1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13]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9页。

[14]高步瀛：《文章源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544页。

[15]熊礼汇：《韩愈盛推扬雄小议》，张清华、杨丕祥主编《韩愈研究 2008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44页。

[16]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4页、第755页。

[17]李元度纂：《国朝先正事略》，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49页。

[18]如刘康威《方苞的周礼学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石雷《方苞古文理论的破与立》（《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王思豪《方苞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等。

[19]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8-598页。

[20]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833页。

[21]王思豪：《地理与学理：“小桐城”和“大桐城”之辨》，《文学遗产》2020年第5期。

一、另一个方苞：辞赋世界里的望溪先生

苏惇元《方苞年谱》“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四十六岁”条载：“春二月狱决。先生蒙恩宽宥免治，出狱隶籍汉军。……圣祖素知先生文学，三月二十三日，硃书：‘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翼日，召入南书房，命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越日，命著《黄钟为万事根本论》；越日，命作《时和年丰庆祝赋》。”[1]据此知，方苞撰有《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三文，但不见今存方苞诸集中。萧穆《记方望溪先生文集新旧两刊本》谓：“今案此三文均为圣祖仁皇帝所称，当程氏刻集时，首载进呈文一卷，此三文并未恭载进呈文中。……此等煌煌高文、经世大篇，尚犹失之，其他所佚者，尚不知凡几矣。”[2]今未见方苞撰写的《时和年丰庆祝赋》，但在康熙的文集中收录有《时和年丰庆祝赋》一篇，有序曰：“朕诞辰免庆贺行礼者亦多年矣，近因六旬，群臣固请，又有恩纶，故勉从众意。……朕握枢临极，章句之能素不为务。但自幼龄读书属文，每览大儒，虽不以华丽为尚，亦间有作者，似取吟咏以托性情，因而有感，用‘时和年丰庆祝赋’七字为韵。”[3]康熙八岁登基，至康熙五十二年，正值六十寿辰，撰写这篇七韵律赋，主张的赋学观念是“不以华丽为尚，亦间有作者似取吟咏以托性情”，这与方苞辞赋创作所遵循的旨意若合符契。

方苞的赋作一改古文中的理学习气而尤为重“情”。《方苞集》卷十七收录有一篇骚体赋《七思》。《七思》之作，方苞的前辈女诗人高景芳写过，是追思其父母、兄嫂、姐妹之作，前有小序曰：“枚生有《七发》称说可喜之事，以启发病体。余沉疴初愈，心胸缠绵，惟此天亲数人，爰赋《七思》用抒郁结。”[4]这给《七思》之作奠定了追思亲人以抒郁结的基调，方苞的《七思》也如此。《七思》作于乾隆六年四月，方苞时在京师，赋文追思感怀“兄百川先生”“弟椒塗”“伯姊”“仲姊”“三姊”“妻蔡氏”“兄子道希”七位亲人。赋末有乾隆六年四月望前二日方道永识语谓：

先君子同产八人。乾隆三年，姑适曾氏者殁，惟叔父、小姑尚存。叔母早世，叔父感伤，欲仿《楚辞》作《七思》，含意联辞，辄气结而中止。今年正月，兄卒于京邸。叔父哭之恸，兼旬夜不能寐，始为兄成一章。浃月中次第属草，命永编录。[5]

明确表明《七思》仿《楚辞》而作。在这七篇赋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嗟”与“痛（悲、哀）”，几乎每篇都有，如《兄百川先生》“嗟童稚兮相随”“痛乖分兮苦相勖”；《弟椒涂》“嗟余继兄兮数行游”“痛入天兮悔莫释”；《伯姊》“嗟余告归兮姊在床”“痛在世兮常生离”等，面对亲人的相继离世，方苞内心无比哀痛、悲痛，心气郁结，借骚体以发抒。

《方苞集外文》卷九收录《七夕赋》，也是一篇重情重义的骚体赋。学界对方苞这篇赋评价都比较高，认为“桐城派作家们作赋既少，又乏佳构。惟其如此，方苞的赋作方能稀者为贵。其代表作《七夕赋》融入了作者别离相思的真切感受，故能写得情思凄婉，境界空灵，风格……与他的平实雅正的古文判然有别。”[6]确实，这篇赋却写得情思浪漫，幻想奇异，可谓难能可贵。赋开头就说：“岁云秋矣，夜如何其？”分别典出《左传?僖公十五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7]《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8]。又说：“望迢迢而愈远，情脉脉而难亲”，分别典出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9]；《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10]等，行文中多处点化前人七夕诗词意境，语浅情深。“于是躧纤步以轻扬，搴羽裳而潜泳。……素娥仿佛以行媒，青女飘飖而来媵”，写仙界牛郎织女的相会场景，浓墨重彩，绮丽盛大，幻想奇异而浪漫。又写人间离苦云：“况乃家辞南汉，戍絷幽都。望沙场之凄寂，忆庭草之深芜。……激长歌以心摧，展清商而调变。”离人或戍守边关，或羁旅奔波，承受深沉痛苦的离愁，一片缠绵悱恻、慷慨悲凉的笔调。

在徐天祥、陈蕾二位先生辑校的《方望溪遗集》中也收录有方苞赋作两篇：《嘉禾赋》和《怅春华》。《嘉禾赋》是一篇以赞禾为主旨的农事赋，嘉禾来源于古代的祥瑞之说。《孙氏瑞应图》谓“嘉禾，五谷之长，盛德之精也”[11]，嘉禾成为盛德精神的象征。方苞的这篇赋在主题上追踪《诗经》《尚书》，有谓“念作所于无逸兮，爰观民而省方”“听豳歌之祁祁兮，皇情恺以乐康”，表达重农孝享，崇尚盛德的雅正主题。而就赋的形式来讲，这是一篇骚体赋，如写山林之秋景曰“睇河山之盘郁兮，阒塞矗以苍苍。秋草萋萋而络野兮，山涤净以明冈”[12]，有一番妙远之趣。《怅春华》也是一篇骚体赋，序写作赋之缘由曰：“友人新婚逾月，将远游，述其闺人别辞，甚怆。余悲其意，为长言以嗟叹之，亦无备于兴观之义与？”这篇赋是代友人写闺中的离情别绪，“献岁发兮春风返，吴天高兮碧云远。……抚壮心兮慷慨，断柔情兮春水寒”，友人在春天里，自江南北上，出发之景，写得慷慨悲凉，有建安之风神。又说“思夏日兮烂烂，念秋风兮惊罗纨。况冬夜兮方长，掩空闺兮百虑攒。胡鼓枻兮扬州，妾相送兮吴江头。愿长淮兮无波，使大河兮安流”[13]，在离开你的日子，接下来的夏秋冬季节该如何渡过？愿追随你的步伐，从吴江头，经扬州，沿长江、淮河北上到黄河，与你相伴。赋文娓娓道来，自然而贴切，情感真挚动人。

方苞是一位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的理学撰述和古文创作给自己建立起一个羽翼圣道的形象。故其古文，恽敬认为“袍袖气重”[14]，吴德旋评之曰“谨严而少妙远之趣”[15]；其经世之学，曾国藩认为“持论太高”，“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16]。但在方苞“吟咏以托性情”的辞赋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望溪先生，是一位纠结于儿女情长、重情重义的方苞，一位更有人情味、情感细腻真挚的方苞，一位不那么带有理学气般迂远的方苞。方苞在古文领域崇理明道，却在辞赋领域中寻找到一种述情抒怀、展现自我性情的书写范式。

（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75页。

[2]萧穆：《敬孚类稿》，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257页。

[3]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99册第603页。

[4]高景芳：《红雪轩稿》卷二，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本。

[5]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4页。

[6]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明清卷），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12页。

[7]杜预集解：《春秋经傅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90页。

[8]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75页。

[9]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26页。

[10]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6页。

[11]倪倬辑：《农雅》，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8页。

[12]方苞撰，徐天祥、陈蕾点校：《方望溪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20页。

[13]方苞撰，徐天祥、陈蕾点校：《方望溪遗集》，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22页。

[14]恽敬：《与舒白香》，《大云山房文稿》，国学整理社（上海），1937年，第200页。

[15]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

[1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版）诗文，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4册第572页。

二、祖骚述情：“文赋互为”统绪与方苞的赋学观念

方苞既然从事于辞赋创作，那我们自然要追问其持有什么样的赋学观念。前揭其侄子方道永在《七思》后写有识语，其中曾问方苞：“‘骚之义隐深，其辞惝恍而彬蔚，兹则易之以直朴，何也？’曰：‘至亲不文，修辞之体要则然。’”[1]主张骚体赋重在“义”隐深而“辞”直朴，这与康熙《时和年丰庆祝赋》序所称“不以华丽为尚”“似取吟咏以托性情”的论述旨趣相通。可以说，方苞创作骚体赋秉持的赋学观念是：变彬蔚（华丽）之文为直朴之词，主张作赋以吟咏性情为主。

将方苞的赋学观念置于唐宋古文“文赋互为”的发展统绪中来理解，我们须明确两点认识：一是“文赋互为”是随着“古文运动”而趋于成熟。首先是“以赋为文”，几乎在赋体形成之初就已见端倪，项安世说：“大抵屈宋以前以赋为文”，又“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辩亡》，皆赋体也。”[2]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封禅文》也“以赋为文”，王世贞谓：“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3]桐城姚范亦谓：“《封禅文》，相如创为之，体兼赋颂。”[4]到唐宋古文八家，“以赋为文”的现象非常普遍。韩愈、柳宗元是“古体派”赋学的代表，韩愈《送穷文》、柳宗元《乞巧文》皆仿自扬雄《逐贫赋》，南宋洪迈就指出：“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杨子云《逐贫赋》，韩公《进学解》拟东方朔《客难》，柳子《晋问篇》拟枚乘《七发》……皆极文章之妙。”[5]吴德旋也指出韩、柳以赋为文，谓：“昌黎《送李愿归盘谷序》《南海碑》，忽入赋体；子厚记山水，间用辞赋家言。”[6]欧阳修《醉翁亭记》运用以赋的铺排笔法，北宋宋祁便说：“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7]陈师道也说：“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8]苏洵《文甫字说》形容水处极工，姚鼐谓“太袭《子虚》《上林》耳”[9]。唐宋八大家往往在“以赋为文”，赋学界称之为“类赋之文”。

其次是“以文为赋”，元祝尧《古赋辩体》评论扬雄《长杨赋》注中正式提出“以文为赋”，谓“厥后唐末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觞于此”[10]，且在《古赋辩体·宋体》中云“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11]，至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正式提出“文赋”一词，并评曰“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追溯“文赋”源头是“按楚词《卜居》《渔父》二篇已肇文体，而《子虚》《上林》《两都》等作，则首尾是文，后人仿之，纯用此体”[12]。究“以文为赋”之渊源，王世贞又认为“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鵩鸟》率直而少致”[13]，贾谊赋即已滥觞。至韩愈赋作多以散句为主，钱穆先生通读韩愈赋后谓：“窃谓韩公不仅以文为诗，实亦以散文之气体笔法为辞赋。试诵韩集诸赋……凡其文体当归入辞赋类者，韩公为之，不论用韵不用韵，实皆运用散文之笔法气体以成篇。”[14]欧阳修的《秋声赋》，储欣亦评之谓“赋之变调，别有文情”[15]。苏轼《赤壁》两赋是“文赋”的典范，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评之云：“以文体论，似游赤壁记也。然记不用韵，而赋方用韵，此盖以记而为赋者也。”[16]由汉代的类赋之文到宋代的文赋，可见“文赋互为”的发展轨迹。

在古文运动史上有关“文赋互为”的论述甚多，以上所举之例，方苞多有回应，如评司马相如《封禅文》谓“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17]；评韩愈《讼风伯》云“朴质近西汉人，颇不类《楚辞》”[18]；评韩愈《进学解》云“退之为此文，与作《毛颖传》同，以示其才无所不可”，又云“放写东汉魏晋人，在集中为别调”[19]；评韩愈《送穷文》云“代鬼作语，其源出于《鵩鸟赋》”[20]；评苏子瞻《赤壁赋》云“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岂惟他人不能摹仿，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调适而畅遂也”[21]。由此看来，方苞是明了赋与文互为之体的衍变之迹的，但他要求的是“澄清无滓”之文。其《古文约选序例》谓“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虽相如《封禅书》，亦姑置焉……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法耳”，这些未能“澄清”之文，方苞一概不录，并且教人作文从唐宋诸家入，反对明七子的求古“伪体”。

二是“骚体赋”的复兴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二者密切相关，原因是“古文运动以复古相号召，其作者又多具有忧患意识，写作形式上基本上拒绝律赋，也少用骈赋，所以很自然的骚体赋得以提倡”[22]。韩愈“不平则鸣”的创作动机促进中唐骚体赋的兴盛，其《闵己赋》《复志赋》《感鸟赋》《别知赋》诸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柳宗元以骚体赋见长，《闵生赋》《梦归赋》《惩戒赋》《吊屈原文》《吊苌宏文》诸篇颇受称誉，宋人严羽即谓“柳子厚精于骚学”[23]，清人林纾也称：“柳州之学骚，当与宋玉抗席，幽思苦语，悠悠然若傍瘴花密箐而飞，每读之几不知身在何境也。”[24]骚体赋的复兴与唐代的“古文运动”几乎同时进行，而其复古的内涵是如元人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提出的“祖骚宗汉”命题：“古今言赋，自骚之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可也。”[25]“祖骚宗汉”确定以楚骚、汉赋为典范的赋学观念，主张以“骚人情致”取代“空谈性理”，向楚骚悲情传统复归。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古文诸家的文赋往往主于理而昧于情，但骚体赋创作依然崇骚重情，韩愈“不平则鸣”、柳宗元“深得骚学”，均得屈赋述怨抒愤之精髓。至宋人古赋，祝尧谓“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并引述朱熹语以自证曰：“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与眉山苏公三人相继迭起，以其文擅名当世，杰然自为一代之文。独于楚人之赋有未数数然者。’”[26]宋人骚体赋不同于文赋，走的是一条轻理重情的道路。

朱熹《楚辞集注》以“情辞深切”为标准，对王逸《楚辞章句》所收篇目进行增删，认为“《七谏》以下，辞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27]，朱熹推崇有所“疾痛”的骚体赋作，因此删去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而增补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二篇。方苞《书朱注楚辞后》一文对此深有体认，并引申至扬雄《反骚》：

朱子定《楚辞》，删《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以为类无疾而呻呤者，卓矣；而极诋《反骚》，则于其词指若未详也。吊屈子之文，无若《反骚》之工者；其隐病幽愤，微独东方、刘、王不及也，视贾、严犹若过焉。今人遘疾罹祸殃，其泛交相慰劳，必曰：“此无妄之灾也。”戚属至，则将咎其平时起居之无节，作事之失中，所谓“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之虽正而不悲，则知雄之言虽反而实痛也。然雄之末路诪张苟免，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积而成，文虽工，其所以为文之意则悖矣。岂朱子恶其为文之意，于词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详与？[28]

方苞主张骚体赋创作要抒发“悲”、“实痛”、“伏积”之“痛”，这与朱熹“疾痛”之旨一致，也与其《七思》创作中频繁出现“嗟”“痛”字的创作实践相呼应。

方苞对于唐宋古文家的“文赋互为”之轨迹了然于心，但他秉持的是一种“澄清无滓”的古文观念，不允许纯正古文中掺入赋体字法，哪怕是司马相如“不从人间来”的字句。可是在对待骚体赋的态度上，方苞一如朱熹的观点，鲜明地表现出与其文论主张相区别的、祖骚重情的赋学观念。

（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4页。

[2]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 “诗赋”条，第5页a，湖北先正遗书本。

[3]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87页。

[4]吴铤纂：《文翼》，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52页。

[5]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按：《送穷文》《乞巧文》篇名、命意皆仿效西汉扬雄《逐贫赋》，这二篇曾被南宋朱熹《楚辞后语》选录，《送穷文》《进学解》为《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归为辞赋类。

[6]吴铤纂：《文翼》，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02页。

[7]朱弁：《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0页。

[8]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9页。

[9]吴铤纂：《文翼》，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54页。

[10]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6册第766页。

[11]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6册第817页。

[12]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1—102页。

[13]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87页。

[14]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册第50页。

[15]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四，清光绪十八年（1892）湖北官书处重刊本。

[16]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65页。

[17]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804页。

[18]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811页

[19]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812页

[20]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812页

[21]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813页

[22]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89页。

[23]严羽：《沧浪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86页。

[24]林纾：《韩柳文研究法》，商务印书馆（上海），1914年，第32页。

[25]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6册第747页。

[26]祝尧：《古赋辩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6册第818页。

[27]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72页。

[28]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6页。

三、以变解悖：在构建道统与文统的框架下

正是因为方苞推崇“澄清无滓”的古文观念，后世文论家多以“严”字称之。张士元《与姚姬传先生第二书》云“本朝方灵皋先生持论甚严，于《左》《马》之外，独取韩子”[1]。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也说：“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2]方苞持论“甚严”“谨严”，意在追求“雅洁”和“文体之正”，如张裕钊所言：“望溪修词极雅洁，无一俚语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此其文体之正，而才亦不及古人也。”[3]汉赋的雄肆气势与华丽辞章被方苞摒弃在雅正的古文观念之外，因此招来其古文“闳放不足”“雄肆不足”“才亦不及古人”的批评，甚至如袁枚讥方苞是“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4]。

方苞专其所守，这是符合他所处时代的要求，但对其后古文观念的推进和之后“桐城派”立派发展似乎并不一致，尤其是在“阳湖”作家群兴起后，“阳湖之异于桐城者，学不主程、朱，又时时欲入考据，视桐城为稍发舒，而辞赋之学，欲寻杨、马坠绪，亦桐城之所无者”[5]，桐城后学欲要扩大一派之堂庑，就必须要解方苞之“悖”。盛大士《书方望溪文集后》有曰：

国朝古文之以“义法”胜者，莫若望溪先生。尝言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此特言乎文之常者耳。若论其变，……是以文之为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而至变之中自有其不变者存，故不极其变，无以成天地之文，而不循其常又无以造乎变化之域。昌黎《答李翊书》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答尉迟生书》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夫言非一端而已，必蕲至于古之立言者而后止。望溪之意，欲示人以作文义法，不知硁硁守此，即失古文遗意也。[6]

方苞古文之道，是“文之常者”，但为文之道是“变动不居”的，盛大士以韩愈为文求变之道来要求变革方苞的古文之道，而其直接路径就是韩愈以赋为文。盛大士《驳侯朝宗书昌黎潮州谢表后》谓“昌黎贬潮州谢表，人讥其以辞赋述封禅，几于相如逢君，此庸猥之论，无足齿者”[7]，追踪侯方域《书昌黎潮州谢表后》之旨在于：“昌黎一代人杰……昔人论其欲以词赋述封禅，几于相如逢君，此诚太苛……君子之学，变化以成德。自知其病，矫而克焉，变化之谓也。”[8]以韩愈“以赋为文”来解方苞古文禁赋之悖，成为桐城后学扩大堂庑的法宝。

首先，方苞追慕韩愈，桐城后学要解方苞之“悖”，便要从韩愈入手。方苞在道统与文统上盛推韩愈，在《赠淳安方文辀序》中说“夫自周之衰以至于唐，学芜而道塞近千岁矣。及昌黎韩子出，遂以掩迹秦、汉而继武于周人”[9]，又在《万季野墓表》中接受万斯同告诫“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韩愈氏而止耳”[10]。郭象升因此即指出：“方苞识解独高，始严古文义法，以之裁量古人，不少假借，曾批唐宋八家文，自韩退之一家外，悉加抹掷。”[11]方苞力求在道统与文统上接续韩愈。宋人柳开谓：“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12]韩愈是接续扬雄之后道统与文统的人物，是古文运动中推尊扬雄的关键人物，其《送孟东野序》谓“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13]。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谓：“退之所敬者，惟司马迁、扬雄。”[14]韩愈盛推扬雄，是既师其道，又师其文，他在《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15]扬雄兼有大儒与辞人之身份，成为韩愈文道起衰的重要轴点，清人邓绎即指出：“两汉之世专以大儒归扬雄，经术盛而人知有《易》也。魏、晋以来始以辞人视雄。至于盛唐遂以扬、马并称……独韩退之以荀、扬大醇，追配孟子，为起衰之特笔，然其论文章仍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一流，不能无狃于前人之说也。”[16]在道统上，扬雄接续孟子；在文统上，扬雄与司马相如并列，俱为一流。

其次，方苞之后的桐城后学纷纷推崇扬、马，并指韩愈古文学扬、马之赋。刘大櫆评韩愈《南海神庙碑》曰：“退之南海碑从《上林》《羽猎》来，故其语雄奇。”[17]姚鼐编《古文辞类纂》，设立“辞赋类”，收录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难蜀父老》《封禅文》、扬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反离骚》等赋篇。曾国藩《谕纪泽》（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至韩昌黎出，乃由班、张、扬、马而上跻《六经》，其训诂亦甚精当。尔试观《南海神庙碑》《送郑尚书序》诸篇，则知韩文实与汉赋相近。……近世学韩文者，皆不知其与扬、马、班、张一鼻孔出气。尔能参透此中消息，则几矣。”[18]教子习文，由韩愈直接扬、马赋篇。吴汝纶《与姚仲实》云“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19]，点明韩愈习得扬、马赋作之长。林纾推尊扬雄，谓“昌黎沉浸于（扬）雄文”[20]，认为“昌黎者，竟死追逐扬雄氏……盖雄文肆于赋笔而缩于《法言》，造语重而结响坚，此昌黎之所慕也”[21]。桐城后学在调整方苞古文禁赋之说时所采取的策略，是从韩愈“得之扬、马”入手。

接下来的问题是，桐城后学从韩愈溯源扬、马，要学些什么呢？前揭方东树指摘方苞文“重滞不起”的原因是“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力求充其知而务周防焉，不敢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语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闳放也”，即一是文辞不瑰丽，二是文气不闳放。

一是“瑰丽之辞”，姚鼐尤重视于此。方苞也重视古文辞章之“瑰丽”，他在《古文约选序例》中说：“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22]但他似乎对汉赋的“瑰丽”没有足够多地体认。司马相如、扬雄赋作是“瑰丽”的代表，姚鼐变“古文”为“古文辞”，且在《古文辞类纂序》中云“辞赋类者……汉时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23]，又变刘向、歆父子《七略》之“诗赋略”而为“辞赋略”，意即在汉赋之“辞”。姚鼐评价韩愈《解嘲》篇“雄伟瑰丽，后人于此，不能复加恢奇矣”，[24]又《与张翰宣书》：“昌黎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神庙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25]其弟子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谓：“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乃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26]韩愈古文是从汉赋中学到“瑰丽”处，解方苞文辞“朴质”之悖，桐城后学当也得从此处求。

二是“汉赋之气”，曾国藩尤着力于此。针对汉赋“板重”之讥，历来有不同的声音，《文心雕龙·风骨篇》便说：“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27]近人胡韫玉更辩解道：“论者谓《子虚》紧峭，《上林》衍博。余谓二赋浩气内转，精光外溢，譬之长江巨河，大波推银，细沫喷雪，心骇目惊。莫可名状，千里一曲，自成波澜，特人不见耳。不见其浩气内转、精光外溢，迳以板重堆砌蔑之，岂能令人心服?”[28]汉赋不仅不“板重”，还“浩气内转、精光外溢”。这一点得到曾国藩认同，他尤其看重“汉赋之气”，曾在日记中数次写道“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夜温《长杨赋》，于古人行文之气，似有所得”[29]。在韩愈《南海神庙碑》末评曰：“四字句凡百廿句，汉赋之气体也。”[30]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31]曾国藩弟子吴汝纶《与姚仲实》：“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32]吴汝纶之子吴闿生评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云：“盖不减《平淮西碑》，全运以汉赋之气体。”[33]韩愈古文是从汉赋中学到“行文之气”，解方苞文气“不闳放”之悖，桐城后学当也得从此处求。

司马相如、扬雄是汉代“以赋为文”典范。姚柬之《书惜抱〈九经说〉后》：“相如工为赋者也，其上《谏猎》、议《封禅》、《喻巴蜀》、《难父老》，则以赋为文。文赋一也，古人尚用其所长，而况义理、文章、考证之殊途乎？”[34]司马相如“以赋为文”。刘咸炘勾画两汉辞派图，指出“西汉告语之文，奏、疏、书、简，皆本诸子之质，而加纵横之势……扬雄复以词赋之法入焉”[35]，扬雄也是在“以赋为文”。马、扬“文赋一也”，所以“义理、文章、考证”也可“尚用所长”，并不殊途，近人王葆心说：“近世如姚氏《古文词类纂》，乃标明义法，入词赋，以示古文词中宜存昌黎贵马、扬之旨。”[36]至此，桐城后学，出色地完成了一个推演：即从扬、马“以赋为文”到韩愈“以赋为文”。李刚己《续皇甫持正谕业》：“国初，方、姚兴，推大斯文，倡明绝学。湘乡曾公继之，尽取汉儒之博、宋儒之纯，经子之闳深，骚赋之瑰丽，以自治其文，昭章粲烂。”[37]方苞追慕韩愈，桐城后学便由韩愈而追慕相如、子云，将汉赋瑰丽之辞和行文之气融入古文之中，从而由古文“禁赋”到古文选赋、以赋入文，以“变”解悖，桐城文章昭彰于世。

（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姚椿：《国朝文录》，大新书局（台湾），1965年，第2713页。

[2]刘开：《孟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510册第351页。

[3]吴闿生辑：《古文辞类纂诸家评识》，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828页。

[4]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8页。

[5]郭象升：《文学研究法》，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015页。

[6]盛大士：《蕴愫阁文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94册第88页下。

[7]盛大士：《蕴愫阁文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94册第88页上。

[8]陈梅湖主纂：《陈公梅湖文献选》，太原：山西百花印刷有限公司，2012年，第505页。

[9]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1页。

[10]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2页。

[11]郭象升：《文学研究法》，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013页。

[12]柳开：《应责》,《全宋文》第六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67页。

[13]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4页。

[14]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04页。

[15]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04—305页。

[16]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册第301页。

[17]姚鼐纂，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1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版）家书，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1册第127页。

[19]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34页。

[20]林纾《慎宜轩文集序》，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21]林纾《百大家评选〈韩文菁华录〉序》，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22]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4页

[23]姚鼐纂，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24]吴铤纂：《文翼》，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58页。

[25]姚鼐撰，卢坡点校：《惜抱轩尺牍》，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0—161页。

[26]刘开：《孟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510册第351页。

[2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3页。

[28]简宗梧：《赋家源流与辞赋评价之商榷》，文史哲出版社（台湾），1980年，第144页。按：简先生专辟一节谈“所谓‘板重堆砌’之商榷”，不赞同汉赋有“板重”之弊，可参考。

[29]姚永朴著，许结讲评：《文学研究法》，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30]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1026页。

[31]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附事略 荣哀录》，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424页。

[32]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34页。

[33]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 昌黎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34]姚柬之：《书惜抱<九经说>后》，见《伯山文集》卷八，道光戊申（1848）刊本。

[35]刘咸炘：《辞派图》，《推十书》（增补全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36]王葆心编撰，熊礼汇校点：《古文辞通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9页。

[37]李刚己：《李刚己遗集》卷一，民国六年（1917）刊本。

四、余论：方苞古文“禁赋”的正确

由方苞所引出的悖论，被桐城后学不断解悖，似乎方苞古文“禁赋”是个错误的决定。其实不然，人们指摘方苞古文“不能肆”“不闳放”，而归咎其原因是“才力薄弱”，袁枚《答姚小坡尚书》谓：“要知良史之才，不是酰酱油盐，照账誊录也……近日考据家为古文，往往不晓此义，十人九病，堇莆谢山皆所不免，惟方望溪力能矫之，而又苦于才力太薄，读者索然。”[1]赞扬方苞能力矫全祖望等考据文时弊，但方苞为古文真的“才弱”吗？中年之后的袁枚改变了观点，他在《与韩绍真》书中说：“尝谓方望溪才力虽薄，颇得古文意义，乃竹汀少詹深鄙之，与仆少时见解相同。中年以后，则不敢复为此论……不知古文之道，不贵书多，所读之书不古，则所作之文亦不古。唐宋以来，推韩柳能为古文，然昌黎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惧其杂也，迎而距之。”[2]袁枚不但修正自己少时的观点，还为钱大昕讥讽方苞“未尝博观而求其法”[3]之辞辩驳，指出方苞古文延续从韩愈而来的惧“杂”观念。

有意思的是，吴汝纶也为方苞“才弱”辩驳，他在《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中说：“前座上论文，盛推海峰，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说，某窃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归，挑灯重展方刘二集，伏而读之，窃意足下之盛推海峰者，才耳，弟海峰信以才鸣矣，望溪亦何尝无才也！……夫才，由气见者也。今之所谓才，非古人之所谓才也，好驰骋之谓才；今之所谓气，非古之所谓气也，能纵横之谓气。以其能纵横好驰骋者求之古人所为醇厚之文，无当也。即求之古人所为闳肆者，亦无当也。”[4]驰骋纵横是战国纵横家所为，而赋源自纵横家，章学诚谓：“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5]刘师培进一步解释道：“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6]这也是姚鼐将《战国策》中的《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等篇列入《古文辞类纂》“辞赋类”的原因。在吴汝纶看来，赋一类纵横之辞，固然可以逞才，但并不代表必须以此作为衡文的标准，闳肆是才，醇厚也是才，但须有先后，韩愈《答李翊书》认为为文“其皆醇也，然后肆焉”[7]，方苞走的是韩愈“先醇后肆”之路，是“既醇之后，即纵所欲言，皆不失其为醇耳”，方苞的古文“禁赋”意在求“醇”。

方苞惧“杂”求“醇”，纯正文体而志在“醇道”。由方苞所引起的三个悖论，究其实质而言是情、理、辞在骚、文、赋中的分野与均衡问题，更深次的原因是文与道的离合问题。前揭祝尧在《古赋辩体》中的一句话很值得玩味：“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反之，文若以赋体为之，如何？由方苞到姚鼐，再到曾国藩的“桐城派”古文理论试图在回答这个问题。方苞的辞赋创作崇情而祖骚，而古文却有“丰于理而啬于辞”之讥，但“禁赋”等古文禁忌是其“义法”主张持论“谨严”所必须付诸的措施，是文统与道统的纯正与接续的论争。方宗诚《桐城文录序》评析“桐城三祖”得失谓：“望溪先生之文以义法为宗，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且行身方严，出语朴重。论者谓取镕六籍，方驾韩、欧。……海峰先生之文，以品藻音节为宗……义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而藻采过之。……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因望溪之义法而不失之悫；取海峰之品藻而不失之滑耀而浮。”[8]方、刘、姚三人理论的接续是在由纯正向会通、由谨严向宽博转变，陈三立曾总结道：

《离骚》兴，景宋之徒遂踵为词赋，及汉而大盛，六代沿流稍靡矣。唐以降歧而为骈文散文，殊辙异轨，不可合，并所为赋，变而益远。我朝承宋明，续而张之，骈文散文自名家者颇林立，骈文家类习为赋，散文家或屏而不为。然骈文家号能追为汉赋者，仅张氏皋文、董氏方立、王氏壬父而已。散文家虽专其所守，而姚氏惜抱、张氏廉卿辄兢兢推隆汉赋，曾文正且假汉赋之气体以美其文，则知通其趣而相为用，亦古今作者得失之林也。[9]

由骚而赋，由赋而骈、散文，方苞是“专其所守”，拒绝以赋为文，到姚鼐、曾国藩等因时求变“通其趣而相为用”，以赋为文，扩大古文堂庑。吴汝纶《与姚仲实》谓“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该博，皆于文体有妨”[10]，古文论中的文与道始终处在纠葛中，从方苞之“义法”说到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说，再到曾国藩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理论，“义理”是古文的重要部分。但同时也在纠结“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11]，“必欲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之，但堕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尽餍众心，况余人乎！方侍郎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此两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虽高而力不易赴，此不佞所亲闻之达人者。”[12]桐城文人始终在思考着文与道的离合问题，因此，黄霖先生指出：“这都可以看出桐城文人对于‘文’的思考，他们在不断地摆脱‘义理’‘考据’的束缚，去把握“文”的基本特征。这些论调，实际上与后来的‘纯文学观’仅有一步之遥。”[13]方苞古文“禁赋”之论，是以“文体之正”回护“义法”之说，而桐城后学以赋为文，意在扩大古文堂庑，消弭“义理”元素，这恰是证明方苞当初“禁赋”以“醇”文的正确。曾国藩、吴汝纶等桐城后学提倡“文章”之学，是顺应中国近代文学从“杂文学观”向“纯文学观”转型的大势，亦在求得文章之“纯”。

（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袁枚著、胡光斗笺释：《小仓山房尺牍笺释》，广文书局（台湾），1978年，第5页。

[2]袁枚著、胡光斗笺释：《小仓山房尺牍笺释》，广文书局（台湾），1978年，第1页。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07页。

[4]吴汝纶：《吴汝纶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59页。

[5]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6]刘师培：《论文杂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6-129页。

[7]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8]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方宗诚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6-117页。

[9]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 （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22页。

[10]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34页。

[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版）书信，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2册第587页。

[12]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94-95页。

[13]黄霖：《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49）阶段性成果；澳门大学SRG2020—00005－FAH项目阶段性成果。

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