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课余生活三年级作文300字？快乐的校园生活作文300字三年级！

文 | 李巧宁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略有删节

19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时期。大学校园里，学子们如饥似渴地上课、读书，渴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然而，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义务劳动既挤掉了学子们的许多求学时间，又使他们的身心在疲惫中受到伤害。看电影、跳舞、唱歌、打球是大学生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他们深深地陶醉在苏俄文艺作品所洋溢的浪漫与抒情之中，也在集体性的娱乐中放松自己。可以说，1950年代的大学校园既展现出乐观向上、奋发求学的热情，又流露着忙于政治运动、难以静心读书的无奈。

大学校园是求知的园地、思想的牧场，也是时代的音符之一。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全国洋溢着破旧立新、建设新生活的热烈气氛。大学校园也不例外。可以说，认识1950年代的大学校园是了解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大学校园最庞大的群体，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学的气质与风貌。

研究1950年代的大学生活不仅有意义，而且有可能。199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1950年代大学生的回忆，近年来一些相关日记也陆续公开。此外，1950年代的档案大多已经开放，从一些省市宣传部门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反映1950年代大学生风貌的材料。这些回忆、日记和档案是研究1950年代大学生活的重要史料。本文拟以它们为基础，勾勒1950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一、从求知若渴到无心读书

上大学，是许多中学生的追求与梦想。当追求实现，梦想成真，大学校园里的学子们最渴望的是能在专业方面很好地充实自己。更何况，1950年代，报刊上充斥着各种令人动心的远景规划和国家建设的喜人成绩，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被这些规划与成绩深深鼓舞着、激动着，胸中充满着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和责任感。他们个个摩拳擦掌，意欲学好专业，以自己的本领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正如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徐成淼在开学之初所涌动着的情怀：”啊！我可爱的世界与祖国，让我用文学与艺术将你打扮得更美丽吧！”

大学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如饥似渴的求学气氛。1953-195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马嘶曾以一首诗《未名湖畔有一个姑娘》描述过一个常常在校园幽静处读书学习的物理系姑娘的倩影。青春的美和求知的美相交融，使《未名湖畔有一个姑娘》成为当时的美谈，”未名湖畔的姑娘”也成为北大学子气质的一种象征。当时北大校园这种崇尚读书的风气也可从1955年入读北大的赵鑫珊的回忆中得到证实。他说，反右派运动前，北大”大小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都是座无虚席，日夜灯火通明。用完早饭，上千名学生往教室、图书馆匆匆赶去，生怕没有座位。”

不光是北大这样的著名大学学风浓厚，普通大学的学生也沉浸在对知识的渴求之中。1954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蒋大鵾回忆大学时光时这样说：”头两年的大学生活是在紧张、平静而愉快的氛围中度过的。大家都将精力集中在学习上，甚至连寒暑假期间，有不少同学都不回家，而是选择留在学校读书。因为平时功课较紧，老师讲课时布置的课外阅读书目是读不完的，只有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来多读些书。”

然而，1950年代接二连三开展的政治运动以及对思想”进步”的过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以时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的吴宓在日记中所记西南师范学院为例。1951年1月18日日记：”校令上课，而学生不遵，惟事锣鼓演习。又女生群集在本楼厅中唱歌舞蹈。今校中已无人读书。姑不论中西文哲史之学，敢有劝学生用功英文、数、理、化者，亦将犯’阻碍进步，破坏团结，反对参军，援助美帝’之嫌疑矣。”学生无心读书，不愿读书，教师不敢规劝，只能听之任之。这种情况不仅不是偶尔出现，而且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吴宓1951年2月14日日记：西南师范学院”自1950十二月中旬以来，未尝上课。学生自侵晓以至深夜，惟分组群聚闲谈、踏步、唱歌……”吴宓因此很痛心地做了《咏教育史》诗一首：”半年只上三周课，博学何如一技工。歌唱游行书勿读，鲜卑伏事语当通。”

在学生普遍地忙于政治运动与社会活动而无暇读书的情况下，认真钻研专业的学生受到讥嘲，不得不当众检讨、表态。比如1951年2月24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系务会上，学生曾燊禄等坦白自己”前此专欲用功读书，学俄文，求个人之进步，而少与诸同学共事活动。今痛悔，决尽改，云云。”1954年以后，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学生肯钻研专业被讥为”个人英雄主义“，老师勤于教学被责为”急躁冒进”，所以”学生皆安于固陋不学，而教师更兢兢业业，但求寡过”。1958教育界”拔白旗，插红旗”，重视专业学习被公开批评为”白专思想”、走”白专道路”，大学校园的专业学习之风再次受到冲击。

吴宓（1894—1978），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诗人，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时担任西南师范学院教师

吴宓所记的这种”学生不学”或”不能学”的现象不是西南师范学院所独有，而是当时政治大环境下大学校园的一种普遍现象。据《复旦大学志》记载，1951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复旦大学：

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

受思想改造运动影响而下滑的复旦大学学风到1953年有所好转，但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总是激荡着学子的求学生活,使他们常常不得不放下书本。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更甚。就连学风浓厚的北大，1957年以后也是”图书馆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因为学生怕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只专不红的白旗。”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1950年代，在”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界崇尚苏联观点，有的专业甚至用的是翻译成汉语的苏联教材，所以读苏联书籍是大学校园的时尚，苏联文学作品如《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第十二夜》》、《勇敢》、《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海鸥》和《幸福》等很受大学生的欢迎。就如当时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吴中杰所说：

在课外阅读上，苏联文学仍是主流。……我们不但常常谈论奥涅金和泰吉娅娜的爱情、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而且还学着《死魂灵》中乞乞柯夫与玛尼罗夫的虚伪动作……大家对《静静的顿河》的内容更加熟悉，不但记得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尼娅故事的详细情节，而且还背得出该书的《卷首诗》。……苏联文学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二、频繁的政治运动与大量的时事学习

1950年代，新中国为了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在生产领域大张旗鼓地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运动，如农业生产战线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工商业生产领域的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炼钢铁运动，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运动等，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紧锣密鼓地开展一波又一波的批判与改造，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反右派运动、向党交心运动、教学改革运动等，同时夹杂着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等。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形成了195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青春年少的大学生身处这样一个运动频起的时代，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可以说，几乎每一次社会运动都没有绕开高等学校。为了配合这些运动，开会、政治学习、听形势报告十分频繁。比如，1951-1953年的新区土改运动中，高校师生不仅仅有组织地学习有关文件，有的还直接下乡参与了土改。复旦大学、重庆大学等许多大学都曾组织过师生到农村参加土改，当时称之为”到火热的阶级斗争前沿去接受锻炼”。土改如此，其它的运动如抗美援朝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等，学生也常有参与。吴宓日记中时常出现学生因为参加政治运动而不上课或上课时到者寥寥的记述。比如1950年12月以来，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为抗美援朝运动停课两个多月，专门搞宣传、声援等活动。吴宓的诗句”抗美参军极奋兴，七旬活动甚喧腾”就是对当时学生的描述。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常常忙于揭发、批斗、控诉而无心上课。1951年4月13日晚，吴宓听完俄文课回家途中，看到教室中”学生十余人又斗争某工人特务。其人大哭，而众怒叱狂詈，喧呼震天。从此鸡犬不宁，无罪之人，亦恒受惊扰，而眠食难安矣。” 4月14日下午西师学生”又进行控诉会，震惊人之心魂，刺激人之神经，不得安静休息！”

至于思想文化界的各个运动，大学生的参与就更不用说了。以1957-19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为例。当时很多大学都半停课式地组织师生鸣放、反右派，有时有组织地学习相关文件，有时开批判会，有时写大字报。中国人民大学1956级学生张之华回忆反右派运动时的情景：”1957年5月下旬-6月下旬，学校开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开始争。我们一面大会小会揭发’三害’，一面又要准备大考，运动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上午学习，下午和晚上搞运动，这几天是全天搞。”复旦大学的学生对这个时期的生活有同感：”功课很忙，政治讨论很多。”复旦大学甚至从1958年1月8日起停课，并取消了1957-1958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专门开会反右派。西北大学1957级学生也有类似的经历：1957年9月跨进西北大学后，”我们新生经过数天入学教育后，正式开课。一般安排是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反右派斗争的大会。”

1958、1959年运动频繁，大学校园更是一片如火如荼的运动景象，上课则成了学生的”副业”。1958年，西北大学”基本上是在’运动’中度过，大学生不上课或很少上课。夏天，学校的’大跃进’也很快进入高潮”，搞卫生大跃进、体育大跃进、大跃进誓师大会、大炼钢铁等。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不断地因交心运动、红专运动、教学改革运动、炼钢运动等而停课，有时甚至为之彻夜不眠，通宵达旦。吴宓1958年10月16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述：夜里”校内各处灯火明亮，遍地钢炉，赶做夜工，复以广播之演说、歌曲，鼓舞众人努力工作，此连彼续……5:00后,始静……”

这种热火朝天搞运动的场面在1958、1959年的大学校园并不少见。比如，1958年春季的”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中，复旦大学法律系四年级80个学生通宵写出3000多张大字报，新闻系学生向法律系学生挑战，第二天晚上也熬夜写大字报直到拂晓。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在1958年夏季的教学改革运动中为赶写大字报”数日不回寝室，在教室中倦则伏案而寐，焦思苦行，不断挥毫书写”，写出的大字报不仅挂满了教师的教研室，还靠墙堆起高高的一摞。在有的高校，一些被认为先进的党团支部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进步”，甚至连休息的间隙也用来搞政治学习，比如读报、读毛选、读时事报道等。

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大量的时事学习，对没有政治欲望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种无聊，一种折磨。更何况，每次政治运动和时事学习都会落实到个人的思想改造上，不断地挖掘、批判个人身上的非无产阶级表现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一些学生对大学里这种重思想改造、轻专业学习的做法感到十分厌倦与无奈。就如安徽合肥师专中文科学生徐大野1958年在日记中所讲的：学生”为改造思想一周要开10小时的会，一月要开32小时的会，一年要开400小时的会，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有十分之一白白支付在开会改造思想上。”有的大学生甚至因此对继续上大学产生失望情绪。以北京大学为例。1958年7、8月，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张守惠说：”党将学生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人，而我离红还远得很，今后党团员一定要和我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这样实在受不了！”中文系一年级团员学生杨澄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整天不念书搞运动，将来还得当工人、农民，不如趁早工作去。”中文系一年级、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吴正南也说：”家里生活很困难，供我上学不容易，千里迢迢投奔北京，是为了求知识，没想到学校里不念书，整天打锣敲鼓搞运动，不如回家去劳动。”据北京大学团委会1958年8月的调查，存在上述思想打算退学或已经退学的学生有25人。可以说，这25人只是已经暴露了思想的，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暴露自己厌倦运动与政治学习情绪的学生大有人在。当然，不排除有些学生对政治运动和时事学习充满热情。

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哪个学生一旦成为运动的对象，几乎一夜之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沦为人人唾弃的对象，不得不忍受各种指责、批判，乃至无中生有的诘难。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李梧龄不幸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成为肃清对象，立马陷入了孤立无援、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的境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我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徐成淼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的遭遇也很有代表性。当时，他发现自己”成了遍身涂了柏油的罪人，我的姓名在人们之间变得那么臭，没有任何人和你搭讪，和你微笑”，又”好像是在一个囚笼里，四周有狼虎成群，逼我承认我不能承认的东西”；他深深感觉到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对象的痛苦：”在这被一切人误解、仇恨、谩骂，并且被人轻视得抬不起头来的环境中，生活是多么枯燥、空虚和艰难。”这样的遭遇同样发生在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级学生张元勋身上。据他回忆，当时在北大校园里，”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

三、经常的义务劳动与乐观的休闲生活

1950年代，”义务劳动”不仅是人们熟悉的一个名词，而且是到处可见的社会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广泛参与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学习苏联”是一种时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所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为中国所效仿。高等院校的学生是义务劳动的实施者之一，大学生每个学期总有几次义务劳动，一般在附近的农村、工厂或街道。

1957年以前，大学生的义务劳动大都在周末，而且不是经常性的，不影响正常教学。1957年以后，随着全面大跃进的开展，大学生的义务劳动明显增多，尤其是1958年在高校开展了”红专”辩论，大批”白专”道路之后，义务劳动被看作培养大学生共产主义思想和塑造”又红又专”人才的重要方式，几乎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

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复旦大学为例。1950年代后半期，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每年起码下乡两次，一次是夏收夏种（总是在6月上旬），一次是秋收（时间3周左右）；1958年大跃进时则下到工厂参加搞技术革新。在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暑假后，劳动成为正式课程，各系的学生纷纷开展义务劳动。就拿1956级新闻系的学生来说，1958-1959学年第一学期他们”一边在校刊实习，一边投身大炼钢铁劳动，一边上课学习”，每周两天半办报，一天半炼钢，一天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文课。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1958-59年也是常年劳动，校园的好几幢建筑就是学生们那段时间盖起来的。复旦大学学生的义务劳动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或搞公共卫生。复旦大学新闻系1955级学生徐成淼在1957年和1958年上半年的日记中多处提到参加义务劳动，仅1957年底至1958年初就有四、五处。如1957年11月23日日记：”上午很早就到很远很远的农业社去劳动，……上午的劳动是挑稻草，一百多斤的重量压得我全身疼痛，于是在中午于稻草堆上痛快地休息了一顿以后，便干了一些较轻的掘花生的工作。回来时已经是四点半了。”1957年12月4日记：”……星期天有义务劳动” 1957年12月8日记：”人们都去劳动了，我因为腰伤没有去。”1958年1月18日记：”下午，去五角场捉虫……” 1958年1月19日记：”中饭以后，和同学们一起到江湾镇捉皮虫。”

张弛有致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紧张的政治运动和频繁的义务劳动之余，大学生也有自己的休闲生活。1950年代大学生的休闲生活带着乐观向上的浓浓气息，主要有跳舞、看电影、打球、唱歌等。具体地说，1957年以前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更为丰富多样一些，1957年以后不如以前宽松自由。正如1954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蒋大鵾回忆大学生活时所说：大学前两年”文娱活动也比较活跃，周六晚上在操场上放映露天电影，在学生食堂举办舞会，有时还以系为单位举办晚会”，大学后两年文娱活动就冷清了很多。在1956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课余时间，几乎全被电影、球赛、展览会等抢光了。”

看电影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喜爱的休闲方式。1950年代，许多大学周六放映电影，或免费，或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有时是露天的，有时在学生食堂或大礼堂；放映的多是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也有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如苏联电影《脖子上的安娜》、《两个探险家》、《幸福的生活》《鲁勉柴夫案件》、《战斗的青年一代》、《生活的一课》、《渔民恨》、《梅丽小姐》、《第十二夜》、《但丁街凶杀案》（又叫《第六纵队》）、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雁南飞》、《列宁在十月》、《牛虻》、《夏伯阳》、《乡村女教师》、《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与和平》、《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中国电影《平原游击队》、《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风云儿女》、《渡江侦察记》、《十字街头》、《天仙配》、《椰林曲》、《女篮五号》、《国庆十点钟》，意大利电影《如此人生》、《苦难情侣》，埃及电影《我们美好的日子》，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等。周末的晚上，大学生们聚集在校园看电影成了1950年代高校的一道寻常风景。也有的学生课余时间到电影院去，在对荧幕形象的欣赏中放松精神，陶冶情操。

《静静的顿河》书影

如果说看电影是”静态”的休闲，那么跳舞就是”动态”的休闲。大学生充满青春活力，再加上中苏友好的时代旋律下苏联文学浪漫主义情怀的熏陶，许多人对跳舞情有独钟：伴着优美的乐曲，迈开青春的步伐，让心儿轻轻地飞翔，让友谊自然地流淌……1950年代大学校园经常举办周末舞会：在学生食堂或学校礼堂，桌椅移往四周，中间的空地就是理想的舞池了。舞会上音乐的优美、友谊的真诚、运动的快乐使大学生在紧张的学习、劳动和政治活动之余得到有效的放松。1955年进入北京政法大学读书的章文岳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为了缓解被划为右派的哀伤，几乎一次不漏地参加周末舞会。他回忆：”有一种我不知名堂的两人靠得很紧又不断旋转的舞蹈使我心情十分舒畅：此时此刻什么烦恼什么不幸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在同学的帮带下跳着慢四步。……我沉浸在《灯光》的伤感又依恋的旋律里。苏联的抒情歌曲总是这样扣人心弦。”有意思的是，有的学校还把跳舞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普及。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2级学生王酉梅回忆：她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平时学校也有很多娱乐活动，如晚会表演、露天电影、交谊舞会等等。说来有趣，周末经常举办的舞会上，有些调干生不会跳。青年团还让年轻同学带动年纪大的同学跳交谊舞，当作政治任务呢。”频繁的舞会，再加上跳舞的普及，自然使参加校园舞会成了大学生的重要休闲方式。

除了看电影、跳舞，打球和唱歌也是大学生迷恋的休闲方式。课余时间，球场上活跃着喜欢户外运动的大学生，有的打篮球，有的打排球，有的在水泥乒乓案前左推右攻……教室里、草坪上，也常常有学生三五成群一起唱《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三套车》、《列宁山》、《海港之夜》、《小路》、《我的祖国》、《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克拉玛依之歌》、《我为祖国献石油》、《黄河大合唱》等歌曲。苏联抒情歌曲《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尤其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在北京大学，每到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的确，对195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苏联文艺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据1955-196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赵鑫珊回忆：

六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绘画艺术的第一课。……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四十一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唱》（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

从总体上看，195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较强的使命感，他们怀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如饥似渴地充实自己，但是频繁的运动、开会、听时事报告，以及不时进行的义务劳动占去了他们大量的时间，也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正如吴宓1951年所说：”近学生患肺病者日多，死亡相继，只缘劳惫过度耳”；”今者众皆疲劳过度，无片刻休息。又睡眠不足。于是学生因病辍学者多”。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义务劳动、开会更加频繁，学生的劳累与紧张可想而知。难怪1958年10-11月南京大学开展的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大辩论中，有学生用大字报讽刺高等院校：”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真所谓一浪复一浪，后浪抵前浪，尾浪已赛过，头浪一扫光，结果弄得书没有读好，思想没有搞好，现在的学生三不象，一不象工人，二不象当兵，三更不象学生，倒有点像临时工。”课余，大学生通过看电影、跳舞、唱歌、打球等来放松精神。同时，由于195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大力宣传中苏友好，大学校园生活也烙着浓厚的”俄苏”风味：苏联文艺作品深受欢迎，苏联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程度的模仿。

可以说，1950年代的大学校园既展现出蓬勃向上、奋发求学的热情，又流露着忙于政治运动、难以静心读书的无奈。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7期）